[原文]
人生有定分
吾无求于世矣，所须二顷田以足饘粥耳[1]，而所至访问，终不可得。岂吾道方艰难，无适而可耶[2]？抑人生自有定分，虽一饱亦如功名富贵不可轻得也[3]？
[注释]
[1] 足饘（zhan）粥耳：饘粥，稠粥。《礼记·檀弓上》：“饘粥之食。”《疏》：“厚曰饘，稀曰粥。”简言之，饘粥即指稀饭。“足饘粥耳”，指足可糊口之意。
[2] 岂吾道方艰难，无适而可耶：难道是因为我正处在艰难之时，硬是找不到一处合适的土地么？
[3] 抑人生自有定分，虽一饱亦如功名富贵不可轻得也：抑或是人的一生真是由命运在安排，即使是只求吃饱饭这样的小事，也像求取功名富贵那样不可轻易得到么？
[赏析]
求一饱亦不可得，遑论富贵？
在当代人的印象中，苏轼确是一代才子，千古伟人；然而在他所处的时代，又确实命途多舛（chuan），或曰命运坎坷。终其一生，他虽然也做过高官，拿过高薪；然而大部分时间却遭到政敌的诬陷与打击，或远徙他乡，或流放边地。诗情和才华伴随他一生，诽谤和陷害也跟随他一生。以至他有时候甚至衣食堪忧，虽然要求很低，只求填饱肚子，但连这点起码的要求也成了难题。所以他这篇短文开头便说：“吾无求于世矣，所须二顷田以足饘粥耳”，即有了二顷田便可以吃饱稀饭了。但是他到处访问，终因地价高、薪俸低，这二顷田始终没法买成。于是，他不得不退而反思，从“命运”的角度去寻找答案。
苏轼反思的第一个问题是：“难道真是我正处于艰难之时，找不到合适的土地可以依存么？”他反思的第二个问题是：“抑（或）人生真是有天定的命运安排，虽只求吃饱饭这一类的小事，也像功名富贵那样不可轻易得到么？”
苏轼在求一田而“终不可得”的情况下所作的反思，自是出于无奈，且饱含着浓厚的“天命”思想，疑为“定分”即“天定的名分”。我们除了从中看出苏轼虽有满腹才学却常有衣食之忧的窘迫状况之外，亦可窥知他所处的北宋年代，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在内的下层劳动群众生活的艰难困苦。其实，苏轼被贬官到黄州时，就曾致信他的学生和朋友秦观，描绘了生活的困窘：“初到黄，廪入（为官的薪俸）既绝，人口不少，私（心中）甚忧之。但痛节省，日用不得百五十。”“百五十者”，即今百分之五十，也即“一半”之谓也。也就是说，虽一再严加节省，日常开支的一半都还得不到。他六十岁（绍圣二年，即1095年）时被谪居惠州，“衣食渐窘”；次年爱妾朝云病亡，他又少了个贤内助，“借地种菜，不及半亩，与苏过二人仅能终年饱菜”；“至十二月二十五日，酒尽，取米欲酿，米亦竭。一年之中，多病鲜（少）欢。”于六十二岁（1097年）时，又被责授琼州别驾，移送昌化军（今海南岛）安置。到儋州[在今海南省]后，“初僦（jiu，租赁）官屋，以庇风雨，十月，因官屋破漏，一夜三次迁移”；至次年（1098）四月，苏轼之政敌章惇欲大诛元祐党流亡之人，遣其亲信董必前往察访广西，董必遂遣使臣过海，将苏轼父子逐出官舍。苏轼无地可居，只得买地筑室，为屋五间，幸得友朋躬泥水之役，倾力而助成之。五月屋成，名之曰“桄榔庵”。后苏轼生活日窘，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苏轼“窜流岭海，前后七年，契阔（离散）死生，丧亡九口。”落到这样的地步，不能不使他为之感叹：既然“命运”如此，求一饱亦不可得，又遑论富贵？从这篇文章中，亦可看出苏轼处于极端的逆境中时，乞助于“天定”的“命分”。这是一种实属无奈的期盼与希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